“碳中和”是指釋放的二氧化碳和吸收的二氧化碳相當，使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不再增加。我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，長期以來堅持《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》，積極參與氣候變化行動，《巴黎協定》后，已逐漸從氣候治理體系的“跟隨者”轉變為“引領者”。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是黨中央、國務院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，為全球疫后經濟可持續和韌性復蘇、清潔能源發展提供了重要政治動能和市場動能。我國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增效、引領全球綠色低碳技術和產業革命的重大戰略機遇，通過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、綠色工業體系創建和城鎮化低碳發展，基本扭轉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，在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重要貢獻的同時，也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協同，提升經濟社會發展效益。

 

能源電力低碳化是實現碳中和的基礎

 

當前能源消費產生的二氧化碳約占我國碳排放總量的85%，能源低碳化對實現碳排放目標起決定性作用，結構上將實現“煤下降、油達峰、氣提高、非化石能源大幅上升”。“十四五”期間，我國能源消費產生的二氧化碳仍呈上升趨勢；“十五五”期間將實現碳排放達峰，中遠期，能源轉型加速實現深度減排，電力消費在經濟增長和電能替代驅動下保持增長，整體將呈現“前松后緊”的節奏。

 

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的難度不大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，2030年我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占比將達到25%以上、新能源裝機12億千瓦以上。根據有關部門對國民經濟發展和能源消費總量預測，203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55～60億噸標準煤，在水電裝機4.1億千瓦情況下：若新能源累計裝機12億千瓦，核電年均新增裝機約5～6臺，可實現非化石能源占比25%的目標；若核電每年新開工6～8臺機組，新能源年均新增1億千瓦，屆時未來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將有望達到30%，超出原有承諾，并為實現2060年碳中和目標奠定基礎。

 

碳達峰后，進一步實現“碳中和”，非化石能源發展速度需要倍增。如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5%，則2030～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年均提升幅度需倍增至2%以上，電力領域要盡早實現碳中和，為其它領域碳排放爭取更多空間。

 

初步測算，2050年我國消費總量50～56億噸，非化石能源占比55%～85%，新能源裝機規模將達到40～50億千瓦，年均增長1.5億千瓦左右，僅考慮沿海地區，核電裝機將達到2億千瓦左右，若能在內陸布局，有望實現裝機4億千瓦左右。

 

核電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

 

我國新能源資源豐富地區主要在“三北”地區，電力消費集中在土地資源緊張、可再生能源稟賦不足的中東部地區，核電是實現碳中和的重要選擇。核電運行穩定、可靠、換料周期長，是目前唯一可大規模替代化石能源基荷、并具備負荷跟蹤能力的“零碳電源”。核電應繼續發揮原有基荷電源作用，滿足基荷需求。更為重要的是，核電作為本地電源，將部分取代現有煤電，與風電、太陽能等間隙性可再生能源協同發展，承擔保障能源安全和系統安全的雙重職責。

 

1我國核電具備大規模發展的良好基礎

 

截至2021年底，我國大陸已經投入商業運行的核電機組53臺，在建機組16臺。核電機組總裝機容量約5465萬千瓦，約占全國電力裝機容量的2.3%。2021年1～12月，運行核電機組累計發電量4071億千瓦時，約占全國累計發電量的5.02 %，相當于減少燃燒標準煤11558萬噸，減少排放二氧化碳30282萬噸。

 

我國長期保持良好的核安全記錄。核電安全運營指標居世界前列，從未發生國際核事件分級(INES)2級及以上的運行事件；各在運核電廠未發生較大及以上環境事件、輻射污染事件，未發生火災爆炸事故，未發生職業病危害事故。

 

我國已經建成完善的核電工業體系。核電技術實現了“二代”向“三代”的跨越，福清5號機組商業運行，標志著我國在三代核電技術躋身世界前列，“華龍一號”已具備批量化建設能力。形成了以上海、四川、東北為代表的三大核電重型裝備制造基地，以及一批泵閥和核電配套設備制造企業，已全面掌握自主三代核電裝備制造的核心技術，形成了每年8～10臺套三代核電主設備制造能力，“華龍一號”、“國和一號”設備國產化率達到85%以上。核電工程建設管理自主化能力和總承包能力持續提升，已成功實現了多項目、多基地建設，全面掌握了壓水堆、重水堆、高溫氣冷堆等多種堆型不同容量的核電機組建造技術，具備可同時開工30臺以上的核電機組建造能力。

 

我國廠址資源可以支撐核電大規模建設。截至2019年底，我國已選定核電廠址供75個，總規劃容量4.1億千瓦，其中沿海廠址38個，可支撐裝機2.3億千瓦，內陸廠址37個，可支撐裝機1.8億千瓦，為核電批量化建設、規模化建設奠定了基礎，滿足行業中長期發展需要。

 

2我國核電發展面臨的挑戰

 

我國核電發展有良好的基礎，但也面臨許多挑戰，諸如核電安全、核電經濟性、鈾資源保障、公眾接受度等等。

 

我國堅持采用最先進的技術、最嚴格的標準發展核電，按照多重屏障、縱深防御的理念，嚴格管理核設施選址、設計、建造、運行、退役等全生命周期活動，確保穩妥可靠、萬無一失。但是，核電安全永遠在路上，要始終把核安全放在各項工作首位，將核安全要求作為產業發展和決策的重要依據。

 

核電面臨著較大經濟性的挑戰。為了滿足國際最高核安全標準和60年設計壽命的要求，三代核電首批項目單位造價明顯高于二代核電，并出現了工期延誤、造價超概算嚴重等突出問題，直接影響了核電的經濟競爭力。同時，隨著我國電力消費增速放緩、電力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推進，使核電平均上網電價和利用小時數下降，核電的市場環境發生深刻變化。總的來看，三代核電批量化建設后可大幅降低造價，在多數東部沿海地區燃煤標桿電價水平，也具有一定的競爭力，但比起目前在運的核電機組，新建設機組的競爭力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減弱。考慮到風電、太陽能隨著技術進步，其成本仍將大幅下降，將給核電競爭和規模發展帶來壓力。

 

建立穩定的天然鈾保障供應體系，是我國核電大規模發展的重要基礎。初步估計，在現有技術條件下，核電裝機2億千瓦，每年需要天然鈾礦資源3.79萬噸，全壽命鈾資源需求占全球探明資源的三分之一左右，需要面向兩個市場，加大鈾資源保障力度，提升核燃料供應保障能力。

 

公眾核電接受度是核電大規模發展面臨的問題。不同省市、不同部門、不同專家、不同群體等都對核電大規模發展的必要性缺乏戰略共識。公眾對核電安全認知存在誤區和盲區，部分專家也缺乏理性、科學的核安全觀，鄰避效應和恐核效應對核電發展帶來不利影響。需要各方堅定核電發展的決心，統一核電發展共識，提高公眾核電認知水平，完善法律體系，建立多層次的利益補償與互惠機制，加強核電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，獲取廣泛支持。

 

結論

 

我國實現碳中和目標，核電大規模發展是必不可少的。2050年，我國核電裝機將超過2億千瓦，若發展內陸核電，有望達到4億千瓦左右。我國已具備良好基礎條件，未來核電大規模發展要堅持把核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，加快突破核電重大關鍵技術和卡脖子問題，進一步降本增效提升經濟競爭力，加大鈾資源保障力度，大幅提升公眾核電接受度。